南都记者 高龙

5月4日是全国各族团员青年的节日五四青年节，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纪念大会。习近平主持大会。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当代青年是无比幸运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的一代。广大青年要牢记光荣使命，珍惜宝贵机遇，踊跃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共青团组织一定要适应新形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和自身建设，着力提高服务青年能力，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

胡锦涛给当代青年提出5点希望：

●希望广大青年坚持远大理想。

●希望广大青年坚持刻苦学习。青年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学习是青年的首要任务。

●希望广大青年坚持艰苦奋斗。广大青年一定要牢记“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敢于吃苦、勇挑重担，不怨天尤人、不贪图安逸。

●希望广大青年坚持开拓创新。

●希望广大青年坚持高尚品行。

据新华社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广州市东园横路省港大罢工纪念馆旁边一个角落，树立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的纪念碑。不久之后，附近将建成“共青团一大”纪念广场。90年前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地方召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被认定为“标志着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成立”。追溯到90年前的动荡岁月，共青团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充满思潮碰撞、礼制决裂和道路抉择的艰辛历程。

五四运动与“青春亢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五四运动的火热激情淬炼而成。五四运动掀起了一个舆论的“青春亢奋期”，为青年团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五四运动后，各种改造社会的思潮登台，全国先后出现了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多达400多种。其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译介对象。

青年人与旧礼制决裂，追求新思潮，这是青年团成立的团员背景。这种趋向在后来曾任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的施存统身上尤为典型。施存统本身的履历，即是一位五四青年的叛逆之路。1917年，施存统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期间，他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被学校视为“大逆不道”而开除。当时在老家，施存统目睹父亲对病危的母亲坐视不救。而囿于孝道，他无法违抗父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死亡。这件事给了施存统灵魂极大的震撼。最终促使他与旧礼教决裂。“该不该做一个孝子”的疑问使得他两夜不能安睡。在《非孝》一文中，他写道，“从根本上颠覆家庭制度，然后建设新社会。”1920年，施存统赴日本留学。1921年12月，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次年1月被驱逐回国。抵达上海后，施存统就参加了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主编团刊《先驱》。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上海共产党小组。五四运动带来的青年议政热情引人注目。新成立的上海共产党小组为了团结革命青年，指派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争取青年工作。争取青年是陈独秀在建党初提出的工作之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陈独秀时说，“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

浙江人俞秀松在五四时就活跃在学潮中。1919年，他领导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罢课游行，响应五四运动。1920年8月，俞秀松创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上海青年团建团工作最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开展，这是上海共产党小组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团的机关就设在外国语学社。学社中发展的第一批青年团员，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上海青年团成立后，随即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要求各地开展建团活动。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随后，天津、唐山、太原等地也相继成立了青年团组织。1921年1月，毛泽东也在长沙成立了青年团组织。

虽然这一时期青年团发展较为迅速，但此时还远谈不上信仰坚定的组织。实际上，入团的年青人信仰非常复杂，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社会思潮。1922年5月15日的《先驱》第八号这样描述青年团建立之初的混乱：“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这些复杂的情况，为1921年青年团工作陷入低谷埋下了伏笔。

共青团成立之前的“青年团”

1921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青年中建立足够的优势。相反，这一年无政府主义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设想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早在广州传播，这里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的首创地。

1920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分离，《新青年》的同道中人走向不同的思想道路。《新青年》由哲学文学杂志转变为宣传共产主义的阵地。当年，陈独秀来广州后，联络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在《新青年》、《广东群报》等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展开论战。这场论战波及全国，甚至影响到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

但是陈独秀与区声白的论战并没有影响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

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回广州，创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三位在北京沐浴了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谭平山在五四运动中被军警逮捕过，谭植棠则与谭平山、陈公博一起，在北大创办了《政衡》杂志。

当年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发展到数十人。但产生这样的规模，是将新成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团”合并的结果。合并虽然使得规模扩大，但内部成分的复杂和主张的不同很容易产生强大的离心力。在广州青年团内部，马克思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分歧越来越多，终于导致双方决裂。1921年3月间，无政府主义者决议退出青年团。这次决裂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停顿了。

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青年团情况也类似。1921年5月，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观点的对立和组织的松散。

这是青年团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的挫折。

将青年团纳入马克思主义

两个月后，青年团的复兴工作开始。

1921年6月至7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张太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张太雷着手恢复和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核心任务是思想建设，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青年运动得到了加强。当年11月，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并成立了临时中央局。担任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兼上海青年团负责人的，是施存统。北京、广州等地的团组织也陆续恢复。

1921年，欧洲大陆的法国也见证了中国学生发动的一场运动。这一年，法国里昂中华大学拒绝无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入学，引起众多中国学生反对。运动的失败使得在法青年产生了建立统一政治组织的想法。1922年6月，在法国巴黎郊区的一片森林小广场上，旅欧青年团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1922年底至1923年春，旅欧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复兴之后的青年团，也并非一帆风顺。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青年团复兴后，原来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不执行中共中央的“联孙反陈”政策，受到处分，团组织再次陷入瓦解状态。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青运史专家曾锦华向南都记者分析，“当时很多青年的政治主张、政治立场不是很明确。1922年8月张太雷在广东指导青年团工作之后，给上海团中央局的报告里，指出了这样的现象。当时广东青年团的工作一时找不到主心骨。”后来在阮啸仙等人的努力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得以重新整顿。

历史选择广州：团一大的召开

1922年2月22日，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本来计划在上海召开。3月6日，谭平山写信给时任临时团中央代理书记的施存统说，“大会的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分析，当时广东的教育蓬勃发展，报纸消息传播迅速，政治气候比较开明，活跃着各种学术流派。

1920年，驱逐桂系后，陈炯明被委任为广东省长。陈炯明的政治治理使当时的广东面貌一新，一跃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当时广东言论较为自由。广州市有日报33家，有些抨击当局，甚至言论倾向北洋政府，但政府从来没有干涉。

此外，当时广东的青年团团员规模在全国占了相当比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国成立了17个地方团，广东有6个，占三分之一。全国团员5000名，广东有500多名，占了十分之一。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最终定在了广州。

1922年5月5日———这天为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等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及有关的决议案。在团的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青年团一大召开后，全团投入到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

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这个名字又几经修改，直到1957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青年团三大召开的两年前的1923年，鲁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娜拉走后怎么办？”这成了那个时代青年探索出路的象征性命题。

1923年，远未强大的青年团同样要回答鲁迅的问题。这一年，青年团团员走向了大革命的风暴。在那里，他们将接受新的历史检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参考资料

《青运史资料选编》(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2007年6月)

《中国共青团史稿》李玉琦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青年运动史话》(郭贵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广州学生运动史》(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五四运动在广东》(沙东迅，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