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7日刊发评论称，虽然“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目前还唱不了主角，但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按照自然的进化规律，“十八大”结束后他们最大的才58岁，正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候，而要大有作为必须进入权力中枢。“十八大”后的30年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这30年内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将与“60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文章摘要如下：

“60后”作为中国政坛的一支有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最近结束的地方两会显示，“60后”省级官员大幅扩容，目前，“60后”省部级官员已达8位，其中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更是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的决策层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而从副省长来看，本届地方两会有71位“60后”履新，从而使“60后”副省长群体总人数达到了112人，加上上一届地方省委中“60后”常委很多留任，粗略估算，中国副省级以上的“60后”高官不下200人。

作为一个群体，“60后”崛起于中国政坛，既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必然结果。虽然“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目前还唱不了主角，但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按照自然的进化规律，“十八大”结束后他们最大的才58岁，正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候，而要大有作为必须进入权力中枢。

所以，从“十九大”开始的20年，即到中共“二十二大”，会是“60后”主导政坛的时期，他们中间势必会有人成为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国来看，“十八大”后的30年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这30年内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将与“60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60后”官员群体成长经历显示出特异性

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60后”省部级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和人文社科背景等。从政治学角度讲，一个人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思想倾向等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与之前的“40后”、“50后”或之后的“70后”相比，“60后”官员群体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成长经历显示出特异性。“40后”官员幼年时期处于战乱中，“50后”官员青少年时期则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这两类官员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物质匮乏伴随着他们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

所以他们在成为执政者后，特别强调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的国家政策，为什么高度重视维稳和经济建设。“70后”官员作为整体，他们成长的年代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走向正轨，而他们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也正好和国家的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实行同步，所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较强，当然，因为他们现在还未到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讨论其执政风格为时尚早。

相对于这三个群体，“60后”高官的人生履历要特别的多。他们多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其中一些人(主要是65年前生的)在进入青年时还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所以他们对文革和“上山下乡”有一定的记忆，对人生的苦难有一定认识。此外，虽然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适逢国家改革开放，但中国社会贫穷的面貌在此时并未改变，因此，在“60后”官员的整个早期成长时期，物质匮乏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可能有所减轻而已，这使得他们和前两代官员一样，也强调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不过，“60后”官员幸运的是，在他们迈入青少年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大学也得以恢复，他们中的多数人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入大学，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且很多人选择了人文社科专业。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抱着探究改变中国社会的贫困、动乱和落后的原因这样一个目的的。在整个80年代，社会的思想非常解放，各种主义、学说、理论和观点争议交锋，大放异彩，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五四后的又一黄金时期。

当然，这个时候的思想解放带有补课性质，对外来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学习有一种生吞活剥、不求甚解，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青年特别真诚，意气风发，对改造国家充满着理想。“60后”群体正盛逢其会，他们参与了这场大争论，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受益者，这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变革成为今后他们施政的主旋律。

另一方面，“60后”官员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其后改革的波折和反复也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艰难。此外，在他们踏入官场后，一般从基层做起，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干部交流也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社会有着更深的理解，锻炼了他们处理不同事务的能力。

“十八大”后30年里是“60后”官员黄金时间

总的来讲，“60后”官员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又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又追求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又带有一种保守的性质，不愿用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改革，而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

另外，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学教育虽使他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增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可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社会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扎根本土，有国家荣誉感。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体，孕育了“60后”官员独有的治理风格，即强调社会变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柔性治理，从而使其施政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但“60后”高官将来在主导中国的发展时，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有利影响，既取决于他们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取决于历史是否有变革的需要，是否会给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

历史固然是人创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人能否创造历史关键看历史是否提供了相关条件，环境是否允许；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还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人的主动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取决于他对历史是否自觉。

“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是在“十八大”后的30年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内部事务和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国在未来30年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还权于民。

中共文件一向强调，要优先解决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来30年尤其是“60后”官员执政的后20年，百姓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国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换言之，不但要有个人的自由，还要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这既是由个人私有财产的增长决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要增加百姓的财富，这样才合乎正义，而财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国家对财产的保护。

此外，“60后”官员在工作中会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建设，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个人魅力来保证国家的发展，会更加重视和听取民意，亲民和清廉。这些品格非常适合中国“渐进式”改革。(邓聿文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