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观澜湖早已从单纯的高尔夫球场，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高端综合休闲胜地。（资料照片）　　深圳商报记者 吴 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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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朱树豪。他的普通话很好，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我希望世界500强企业都能来观澜湖这 里开会、举办论坛，来观澜湖休闲度假。我做高尔夫，就要把它做到最好，让国际社会认同观澜湖这个‘世界第一’。我们宣布‘世界第一’的发展计划时，国际高尔夫组织和美国、欧洲、亚洲、澳洲的职业高尔夫球协会，以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都发来贺信，他们非常认同观澜湖的发展目标。”“近几年，许多朋友都常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您最大的人生和事业体验是什么？我想，我多年来最大的体验和最大的满足，就是将个人事业融入国家民族的发展大计之中。”

“体育是人类一种共同的语言。有人说，不怕爱上一位姑娘，就怕爱上高尔夫。一旦爱上高尔夫，你就永远离不开它。”朱树豪这样称赞他所推动的高尔夫运动。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体育这种特有的超越国界、超越语言、超越政治立场的魅力，他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多争办世界性赛事，并身体力行，积极申办观澜湖国际高尔夫大赛。1995年11月，第四十一届高尔夫球世界杯总决赛在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并获得空前成功，海内外观众每天达4万人。这不仅开创了中国举办此类赛事的先河，还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国际高尔夫球协会执行总裁韦伯先生更是称赞道：“中国人正在用他们的双手创造着奇迹。”1995年这届世界杯总决赛举办成功，使观澜湖一夜成名。

永不言弃，是他成功的法宝

早在观澜湖创业之初，朱树豪就经历了第一个重大的考验。两个当初共同投资的股东经过考虑，决定退股撤资，而当时朱树豪刚刚成功地游说了国际高协，将第41届高尔夫球世界杯决赛首次放在中国，届时将通过两颗卫星在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直播4天的赛事。“他们要放弃，我非常理解，因为大家的确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绝对没有动摇，因为中国第一个世界高尔夫大赛正在等着我。”就这样，朱树豪集中财力物力，开始独自经营。而他的投资和努力，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

其实，这块土地被具有远见卓识的朱树豪买下之后，曾经沉睡了许多年。1992年，当朱树豪决定在深圳和东莞交界的荒山野岭上投资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会时，周围的朋友无不劝阻他：“你这是把钱扔到了海里。”当时，那里地远人偏，交通闭塞，从深圳市区开车，要颠簸2个小时才能到达，附近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

10年后，当朱树豪决定在观澜湖继续追加投资，兴建世界最大规模的高尔夫球会和国际高尔夫生活社圈时，没有人再怀疑他的决策和选择。在中国，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有条件，更有需求兴建一个国际高尔夫胜地？深圳和东莞的出口分列中国第一和第四，高速路网密集，外资企业云集，仅球会附近的一个塘厦镇，每年就有近200家外资企业落户。

朱树豪曾对本报记者说：“正像当年我的朋友们劝阻我的那样，虽然我没有把钱扔在海里，但是我把钱‘扔’在了这片土地上。”当人们终于对朱博士的气魄和远见表示钦佩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敢于投资其实并不难做到，难的是敢于长期不懈地付出心血。”特别是以一个外资企业的身份，把资金投到一片当时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荒山野岭，本身就意味着这将是一项长期的、持续性的、同时也充满着风险的投资。

要做就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球会

当初，当朱树豪决定投资时，国内各地的招商热情很高，许多地方都希望得到这个上亿美元的大项目。面对众多的选择，朱博士却选择了一片荒山。“我当时是这样看，既然将观澜湖定位为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高尚生活社圈，需要土地比较多，那么在市政府旁边拿块地来做行吗？不行。拿一些农田来做行吗？肯定也不行。还是到荒山野岭来做吧。当然，这样我的投资成本会大大增加，干得会更辛苦，但为了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政策，我甘心付出更多。”

然而，朱树豪需要付出的心血，还是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想像。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道路。早上，他和工程车一起进入荒地视察施工；傍晚，往往因为没有路和路标，转了许多圈都转不出去。前期到位的几笔资金没有一分钱用在球场建设，全部投到了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球场建设开始了，更多的困难也来了。由于那里的土壤酸性高，不适合种植，用于绿化和球场建设的土沙要全部从河源等地千里迢迢地运来。

银行的人听说有这样一个项目，开始时还兴趣颇浓，但当他们一路颠簸来到现场，看到四周的荒凉景象，摇摇头就走了。可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97年底，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并冲击着香港，区域内许多高尔夫球场的生意突然冷落下来，难以为继。位于深圳的观澜湖虽然借助多年的稳健经营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是整个行业的“寒冬”还是给朱树豪和整个观澜湖带来了第二次的发展压力。如果一如既往地投资，经营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但如果就此停止发展，世界一流的目标就要半途而废。最后，朱树豪再一次作出了大胆的投资举措：继续投资兴建51片网球场、乡村俱乐部，以及三个新的国际锦标级球场。“在低潮的时候投资，无疑增加了资金和经营的压力，但我始终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在低潮期投资反而容易把握市场先机。”

回顾朱树豪在国内投资的历程，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到内地投资，是那时最早到内地投资的港商之一。当时的深圳，百业待兴，但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和活力。当地的干部质朴而热情地向他发出邀请：回来投资吧。于是，朱树豪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即把香港的纸品工业基地北迁深圳。 “深圳毗邻香港，又有内地广阔的腹地，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当时深圳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有三个球场，但是按照一个国际性城市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来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球会。有时从市场的角度看，规模不够大，有也等于没有。我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前途有信心，相信邓小平先生定下的改革开放大方针一定能够落实。打经济牌、国际牌，符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也是我十年来投入和拼搏的动力所在。”

“可以说，在国内发展，我是永不言弃的。况且，现在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我很有信心。”朱树豪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