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 16日，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连续两天召开“圆桌会议”，与会的全是学生：学生媒体记者、学生会成员。在会上得到深入探讨的，不是学业问题、不是纪律问题，甚至不是校园管理问题，而是关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治校方针，关乎深中“公民教育”这一宏大话题。而引发这一话题的，是正读高二的学生罗善文日前发表的一篇万言书———《我，深中，教书育人》。

万言书发问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触发本次大讨论的，其实只是几句普通的标语。5月初，为了迎接校园开放日，深中在教学楼外挂出诸多标语，其中广为传诵的是五大课程体系的口号：标准标准，特别认真；实验实验，走在前面；荣誉荣誉，超越自己；国际国际，世界高地；整体整体，法天求己。

这些押韵又琅琅上口的四字标语，却被不少深中学生视为很俗，而当它们被赋予“占宝体”（深中现任校长王占宝）的象征意义后，一场恶搞之风不可避免：诸如“占宝占宝，押韵不好”、“占宝占宝，就会乱搞”等嘲讽之语迅速见诸网络。

“其实从占宝校长来后，他推行的一系列新政都引发了学生的议论，有赞有弹，也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最近的标语事件，促使我写了这篇长文，写下了我对深中、对教育的一些思考。”5月11日放学回家，高二学生罗善文彻夜收集资料，第二天下午花了五六个钟头，写出一篇题为《我，深中，教书育人》的万字长文。“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希望直接影响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这篇万字长文梳理了2002-2010年王铮任深中校长期间，在公民教育方面的诸多尝试及动人传奇，同时又将王占宝继任校长后提出的培养目标与之对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深中曾经极为浓郁的自由氛围被新校长特意淡化。

此前深中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而如今新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具有丰富生命力的人”，并提出了专业精神、学术素养、审美情趣等学生特质。

“教育是实践，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切身体验，而你，目前来到了陌生的深中，面对着一群与你以前接触过的不一样的学生，你是否过于直接地把一些僵化的体制以及流于形式的东西按在了深中脸上？”

罗善文的万言书并不代表所有深中人的观点，但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呐喊。就在他获邀与校长王占宝长谈后的第二天，又有10名学生参加“圆桌会议”，质询“占宝体”事件，质询学校办学理念的改变。

“其实占宝体和其他各种口号的提出，我本人并不太反对，学业压力大一点也可以理解，但自主氛围淡化了，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毕竟当时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二学生说。

“作为一名校长，看到这样敢于质疑、敢于批评的学生，我感到快乐和欣慰，也看到了希望。”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王占宝一再强调，深中的校园民主管理并没有淡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深中已死”，其实深中正在蓬勃发展，“深中的自由发展，越来越走向健全的制度安排，有深度有价值意义的探讨，而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

王占宝向学生解释：“培养公民”是每个学校的基本任务，无须特别提及；学生对学业学术的重视程度应该提高；学校提出的学生特质中有诸多构成公民的要素。

砍树事件

对于王占宝来说，这样的质疑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位自称已知天命的深中校长知道，他面对的是一所深具传统的学校和一群与众不同的学生。就任校长后，他已多次与学生就学校管理事务“短兵相接”，从学生手机管理到周末留宿制度，从体系调整到食堂饭价，王占宝力图通过“校长面对面”、“学生议事团”等渠道与学生磋商。

就在“占宝体”出现前两个月，另一场小风波已在校园掀起波澜。3月份，因为校园改造，深中对校道旁的一些树木进行移除，立刻引发学生和校友的热烈评论。罗善文认为校方没有交代清楚，最开始的公告信息缺失，有违校园民主管理，于是到现场抗议。更多的校友通过网络获悉并介入此事。

近百名深中校友发布公开信，“学校在决策时，不仅仅需要考虑诸多的限制条件，亦应该有公开的、广泛参与的论证机会。如果产生的问题是考虑不周而致，那么决策者无疑要负有责任。”签名者都是深中2006届至2011届的毕业生。

“其实如果在别的学校，学生可能觉得无所谓。但王铮校长七八年留下的东西，让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作为深中的学生，罗善文一直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

在许多深中人心目中，“铮哥”是一个传奇。这位离开深中已有两年多的前任校长，仍在不断地被学生提及、赞赏，并拿来与现任校长作比。

传奇“铮哥”

2002年3月，38岁的北京人王铮辞去北大附中副校长的职务，走马上任深中校长。此前，深中的校长三四年一换，但王铮却表态自己要做八年，而且一上任就明确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促进学生真正的自主、主动、充分发展的教育模式”。学校的培养目标也被改为：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不就是一个口号吗？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一个口号，没想到王铮把我们骗了，他来真的！”一位老师抱怨，某一天王铮竟让学生给老师打分，他们都傻了眼。

接下来的改革势如破竹。2003年9月，王铮带着学校中层参观新加坡首屈一指的莱佛士学院，带回了“单元制”和变形了的“学长制”。深中全校被分成7个单元，每个单元辖高一到高三各一个班。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代表颜色（红橙黄绿蓝锭紫）、意向和价值观，班级的概念被弱化，班主任没有了，代之导师制，一名导师带25名学生。学生开始尝试选课、走课。2004年，教育部开始推行教改，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深中教改的进一步发展，深中也因超前一步成为教育部首批高中新课程试验示范校。一直到三年后，教育部官员对其评价仍是“抓住了课改的灵魂”。

但如同硬币的两面，自由、自主的教育模式，使学生的权力迅速扩大。学生可以担任校长助理，列席校方相关会议，处理学校日常事务。学生会的规模与权力迅速膨胀，鼎盛时期有三百多人，其权力甚至包括审议、批准全部社团的经费。另一个与之并驾齐驱的是“学长团”，从组织学生军训到培养班干部，从心智训练到换届选举，大大小小的事全做。

八年“王铮时代”，可能是深中学生与校长关系最亲密的时期。据说有一位学生穿着打扮像上班一族，引起了老师的提醒。学生告到王铮那里，王的回复是“爱穿什么是你的自由”。王铮并不否认自己对学生的重视，他说，“我认为要改变老师是很困难的，毕竟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内已经这么多年了。改变学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了以学生为切入点，希望他们的改变和成果可以影响老师们，使他们去思考教育改革。”

一名老教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王铮的改革总体来说是两头热中间冷：学校领导班子尤其是校长和学生两头热，而教师反应冷淡，有许多老师是反对的。加上自由放任的管理模式，确实使一些学生在各种活动中迷失了方向，“有一些入学成绩很好的孩子，毕业却考不上本科。这对学校是致命打击，负面效应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更多家长和学生的不信任。”有深中教师说，2009年深中的中招录取分数线跌至654分，竟然比深外、实验都低，跌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圳第三。“深中的声誉在下降，社会民意投了不信任票！”

“王”的更迭

“事实上，在王铮任期的后两年，他已经开始往回收了。特别是广东高考从‘3+x’改为‘3+1’，考试压力更大了。学生不可能在高一、高二疯玩，到了高三才拼命。”深中高三学生小高抓住了“王铮时代”的尾巴，她坚信即使王没离开深中，也必然要向高考屈服，事实上，当时一些改革的步伐也开始调整：学生会的权力被削弱，单元制开始往体系发展———常规体系的孩子安心读书，竞赛体系的尖子潜心研究，出国体系的学生依然自由。

但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王铮还是离开了深中，离开了深圳，留下一场持久不息的争论。

2010年3月，担任百年老校南京南师附中校长已近九年的王占宝，“跳槽”到深中当校长。当时深中专门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由8名专家组成评审团在全国中学校长中遴选，王占宝最后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当时校方让我提要求，我希望他们允许我在深圳中学进行教育前沿改革，探索一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

深中学生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这位“从内地来的校长”：王铮的办学理念会不会被改变？单元、体系、走课制会不会取消？学生是不是必须穿统一的校服？学校会不会重举“应试教育”大旗？

而王占宝也几乎在第一时间发现深中学生的不同，“深中的学生更有活力、更灵动。”在这里，有学生自主经营的咖啡屋，有《深中日报》、《新深中》、《绿屋》、哲学刊物《苇思》、翻译类杂志《N ovaM onthly》，甚至还有为了保持独立性而自负盈亏的《涅槃周刊》。

王占宝出任校长时，深中的高考重点率只有65%，他认为中国称得上名校的，要达到80%左右。“如果只是在一个重点率只有65%的学校当校长，我认为对不住我自己。”

深中新锐媒体《涅槃周刊》第一时间专访王占宝，对于旧校长改革的评价，王占宝说，“（突变的改革）就像你用榔头在墙上砸洞，但把洞砸开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还要安上一个窗子。”他向学生保证，“深中将继承该继承的，改变该改变的。”

王占宝强调，“只有学业发展才是一个学生发展的基础，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建立在学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个全面发展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和更持久的价值。”

很快地，他提出“建设学术性高中，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口号，并提出“学术素养、专业精神、审美情趣”三大深中学生特质，最后，在王占宝的领导下，深中更对学校教育使命、办学理念、学生特质等进行了全方面的梳理。其中五大体系的特质，就是被一些学生嘲讽为“占宝体”的标语，而学校培养目标的改动，更深深触及深中学生的情感。

起草“基本法”

2011年11月，深中学生罗亦龙在校时创办的新锐校园媒体《涅槃周刊》，这份发行量只有500份，但却全是订阅读者，而且不受任何检查制度限制，充满了探索与公民精神讨论的学生刊物，被誉为“或许是任何一份中国主流媒体都不能企及的杂志”。

不管这样的赞誉是否名符其实，王占宝感到的，却是学校被“放大”后带来的某种隐忧。“深中变成一个符号、标签，对学校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有时候社会期望也会成为教育的负面力量，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会迎合这种期待，放大这种期待。”

王占宝说，深中学生的民主意识比较强，这很好，但学校不但要呵护他们的民主意识，更要培养他们的能力和境界。“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引导深中学生的自主、自由意识，我们要和学生探讨自由和制度、边界、规则的关系。越自由，是因为越有明显的边界。”

邓老师是深中多年的“老兵”，也曾是深中的学生家长，对于“两王”的办学理念和举措，他有过诸多辩证思考。“王铮的理念很新，但最大的问题是社会认同度不高，不仅家长、社会不认同，老师也不配合。他很孤立。”

作为一名学生家长，邓老师的观点倾向于王占宝的教育理念，“从中国的现状出发，学业是第一位的，但学业不完全是应试教育。首先是确保你考上好的大学，但不是把你当做应试机器，也注重全面发展。”

至于深中人所倚重的自由、自主的校风，他认为由于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90后与70后、80后相比，其实无论是思想还是心理上，成熟的年龄都往后移，“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许谈吐、思想听起来很有见地，但行动跟思想不合拍，最严重的是自制力较差。”

这也正是王铮改革不为其赞赏的根源：有些很优秀的中学生，在自由中迷失了，对于像深中这样的名牌学校，每年有几十个学生考不上本科，后果很严重。“现在提出异议的学生，有像罗善文这样思想性很高的，但也有一些只懂皮毛，甚至人身攻击的，有些人干脆对学业采取逃避的态度，这是深中要警惕的。”

采访的最后，王占宝兴奋地拿出厚厚一叠文件，这是校方和学生会讨论的关于学校管理的条例，“这已经是第十稿了，学生的专业精神让我感动。我相信中国很少有学校可以拿出这么专业的东西。坦率地说，连我自己都做不出来。”

对于深中的未来，王占宝充满信心，他说学校不能噤若寒蝉，学生可以质疑学校，甚至形成制度，校方和学生之间有明晰的权力界限，而深中正在探索这样一种机制，“等这个条例通过了，就是我们学校管理的基本法。”

教育是实践，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切身体验，而你，目前来到了陌生的深中，面对着一群与你以前接触过的不一样的学生，你是否过于直接地把一些僵化的体制以及流于形式的东西按在了深中脸上？

———深圳中学高二学生罗善文万言书《我，深中，教书育人》

作为一名校长，看到这样敢于质疑、敢于批评的学生，我感到快乐和欣慰，也看到了希望。

深中的校园民主管理并没有淡化，深中的自由发展，越来越走向健全的制度安排，有深度有价值意义的探讨，而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

———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回应